2023年春季學期剛開學不久,成都市民張女士趁著一個周末的時間,帶著兒子到一家眼科醫院檢查視力。結果讓張女士難過了好半天:才上二年級的兒子近視了,一只眼睛50度,兩只眼睛都出現了散光。
上一次檢查是在2022年的5月。當時醫生就發出了預警,孩子的遠視儲備值已經不多了。醫生提醒她,一定要讓孩子養成良好的用眼習慣,多帶孩子到戶外活動,并且半年檢查一次視力。不過,原計劃的檢查一再推遲,直到今年3月。
這次去醫院之前,張女士內心就有點忐忑了。“過去近一年時間,由于擔心疫情傳染的風險,孩子的戶外活動并不多,而讀書、寫作業等室內用眼場景則一點沒少。”張女士說。
如今,青少年近視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關心的熱點與痛點。2018年印發的《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提出的目標是,到2023年,力爭實現全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在2018年的基礎上每年降低0.5個百分點以上。而國家衛健委的公開數據顯示,2018至2021年,我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分別為53.6%,50.2%、52.7%、52.6%。
不久前,教育部印發了《2023年全國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重點工作計劃》明確提出,要將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總體近視率和體質健康狀況納入政府績效考核。并對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水平連續3年下降的地方人民政府和學校依法依規予以問責。
那么,作為學校和社會力量,應當如何共同努力保護好青少年的眼睛?作為家長和孩子,應當如何建立科學的用眼習慣和教育理念?降低青少年近視率,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
諸多努力,擋不住近視的到來
張女士知道,照孩子的用眼強度和學習習慣,孩子近視是早晚的事。但她試圖盡可能延緩近視的到來,為此作了諸多努力。
孩子一年級的時候,她就買了坐姿矯正器,以阻止孩子過于靠近書本。她按照鋼琴老師的推薦專門買了鋼琴燈,給孩子練琴時用。今年1月,她又花了2000多元買了一盞臺燈,給孩子讀書和做作業的時候用。
張女士的丈夫則認為,睡眠和戶外運動對視力有影響,因此晚上總是催著孩子早點洗漱睡覺,放學后常常帶孩子從附近的公園繞路回家,就為了讓孩子多看綠色。聽說吃魚蝦對視力好,他還時不時地買魚蝦燒給孩子吃。
“但這些還是沒能阻止近視的到來。”檢查出近視的那天,張女士心情沮喪。丈夫盡管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但他心里也清楚,情況不妙,他對兒子說“你當不成宇航員了”,以此警告孩子注意坐姿、保護視力。
這并不是個例,在北京同仁醫院,每逢周末,前來看診的青少年數量總會增多一些。
如今四年級的丫丫是在一年級下學期上網課時發現自己近視的。丫丫媽媽說:“一年級的時候只有100多度,每年來同仁醫院復查,今年已經達到了400多度。一年級時,全班只有兩三個同學戴眼鏡,但現在,在同班58名同學中,有20多名同學戴上了眼鏡”。
學校組織學生做眼保健操防控近視,但丫丫說,她們的班級里,“班主任就不讓做眼保健操”。每到眼保健操時間,班主任便讓同學們做題,“老師說做眼保健操沒用。”丫丫說。
周末的同仁醫院也迎來了不少外地家長。來自河北某縣城的張英領著她的女兒配眼鏡。張英的女兒正上二年級,她說,周圍的同學們仍然很少有戶外運動的機會。“每天有體育課,但一到上課,老師就給我們放動畫片?磩赢嬈抢蠋熃o紀律好的同學的獎勵,如果同學們表現不好,老師就讓我們學習。”一次,張英女兒所在的班級因為看動畫片聲音太大,被巡視的校領導批評,那一周的體育課,便都變成了數學課和語文課。
不少配鏡機構也觀察到了青少年近視的來勢洶洶。
周末,北京潘家園眼鏡城的顧客中多了不少孩子的身影。青少年近視數量的增加,被眼鏡店老板們看在眼里。“比起疫情以前,過來的孩子數量確實變多了。”某眼鏡店老板陳先生坦言,“但具體多了多少不知道,也許有三成。”
面對家長們對孩子近視度數增長的焦慮,陳先生拿出鏡片價格表,翻開“防藍光鏡片”一欄,熟練地開始介紹:“孩子初中畢業時,所在的班里戴眼鏡的同學數量已上升到九成。如果戴這個鏡片,可能每年增長25度左右。但如果不戴,那每年增長100度都不算少……”
“疫情管控放開之后,到我們配鏡中心配鏡的孩子明顯增多了,自疫情以來中心配鏡都是預約制的,今年以來每個周末都絡繹不絕。”趙大夫所在的配鏡中心在北京市海淀區知春里附近,記者觀察發現,配鏡中心方圓500米內就有多所中小學。“可能我們這個地方比較‘卷’吧,來我們這里配眼鏡的孩子一直不少。”趙大夫說。
近視來勢洶洶,家長如何踩住剎車
在浙江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眼科中心(浙江大學眼科醫院),視光中心主任倪海龍門診每天需要接診60多個病例。他表示,“如果是寒暑假,還要再增加一些號,可能會每天八九十個。”
近年來,青少年近視率為何居高不下?
倪海龍認為,近視低齡化、重度化嚴重,主要是環境因素導致的,兩大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戶外活動時間嚴重不足;二是長時間近距離用眼負擔過度過早,這其中主要是學業負擔過重,也同時包含過多過早接觸使用各類電子產品等。
而在溫州醫科大學眼視光醫學部主任、教育部近視綜合防控專家宣講團團長瞿佳看來,從總體上說,我國近視防控的確取得了標志性的進展。“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近視率下降了,從2018年的53.6%到2021年的52.6%,下降了一個百分點。”“其實,這幾年的疫情極大干擾了近視防控工作的正常進行。”瞿佳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孩子們宅在家里上網課,活動少了,走到戶外也少了,電子產品的使用卻更多了,而家長對孩子近視管控的力度也不如學校。
“從專業的角度講,如果不是從2018年開始有效地進行近視防控,現在近視率上升三個點、五個點都有可能。所以,近視防控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瞿佳說。
家庭是青少年近視的第一道防線,不少專家表示,家長們在看待青少年近視問題上仍存在一些誤區和偏見。
“有人曾經這樣問家長,孩子考上名校和800度近視,你愿意選哪個?很多家長寧愿選‘名校’。這是糊涂的觀念!”瞿佳說。
瞿佳表示,當前家長在認識上最大的一個誤區就是“近視不過就是戴一副眼鏡”。事實上,近視防控關系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是健康中國的重要的部分,如果青少年近視發生得早、進展快,那么未來發展成高度近視的比例就高,而高度近視會引起許多嚴重的眼部并發癥,造成視力低下甚至致盲。瞿佳認為,家長的另一個誤區就是科普未到位,現在有一些以牟利為目的的產品,安全性和有效性存在問題,家長卻盲目相信他們的宣傳。
倪海龍也發出了同樣的呼吁。他發現,長期以來,社會對兒童青少年近視普遍存在“重治輕防”的錯誤觀念,防控近視偽科學及不良機構層出不窮。很多家長視近視為洪水猛獸,病急亂投醫,與旁門左道為友。而一些家長對近視視而不見,覺得無非戴副眼鏡而已,聽之任之。
“最常見的幾大認識誤區是:散瞳驗光有傷害、近視戴眼鏡越戴近視越深、近視手術能治愈近視。”倪海龍說。
倪海龍表示,家庭是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的重要力量,家長是兒童青少年視力健康的守護者。家長要主動了解科學用眼護眼知識,不輕信“近視可治愈”“降低度數”“治眼神器”等虛假宣傳;要以身作則,帶頭不做“低頭族”,增加親子時間;要營造良好的家庭體育運動氛圍,保證孩子每天至少2小時日間戶外活動;要積極配合學校減輕孩子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不盲目參加課外培訓、跟風報班;要密切關注孩子視力變化和眼睛異常跡象,定期檢查視力,做到早發現、早干預、早矯治。
防治青少年近視,還需多方合力
作為家長,來自北京的王先生在發現自己上高一的女兒近視后,已經盡可能地提醒女兒改善用眼習慣,防止近視進一步加深。
“我們已多次提醒她注意保護眼睛,對她的電子設備使用時間嚴格把控,避免屏幕過小用眼疲勞。孩子自己也清楚不應該長時間用眼或長時間使用電子設備、日常要做眼保健操、要注意用眼距離等。”王先生表示,然而,女兒并不愿意因為保護眼睛而影響社會交往、課業任務,很多用眼過度的場景都是“無法避免”。
“她的同學和我周圍朋友的孩子有很多都戴眼鏡,她出去和朋友玩的照片中不戴眼鏡的很少。孩子說班上近視率在60%以上。”王先生說。
的確,在防治青少年近視這條道路上,僅靠家長的努力和孩子的自覺是不夠的,不少專業人士認為,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還需多方合力,形成護眼愛眼的社會風氣。
“學校是防控近視的主戰場。”倪海龍表示,學校要真正抓落實,切實保障到每一個孩子的學業負擔減負和戶外活動時間的增加。“比如,要讓每一個課間成為真正的課間,在校期間每個課間,都要讓每個孩子都能離開教室,去走廊、操場上走走,沐浴陽光、眺望遠方。如果保障每天的一堂體育課、大課間,加上每天七八堂課的每個課間10分鐘都能離開教室的話,是能保障孩子們每天兩小時的戶外活動時間的。”
四川省成都市迎賓路小學校長陳雪表示,在學校層面,要做到強眼先強體,科學保障學生戶外運動的時間;強化科學的讀寫姿勢,讓學生能夠自發地糾正讀寫姿勢;每一位老師都肩負起提醒教育的責任。
此外,針對一些特殊群體,陳雪建議,“小學生發育生長節點不同,可根據實際需求配置超高桌椅,以滿足特高學生的書寫需求。對于患有嚴重眼疾的學生要建立臺賬,在座椅設置等方面進行特殊關照。”
“對于近視防控,要有打持久戰的思想,要持之以恒,堅持一直進行防控必有成效。”瞿佳建議,國家應加大近視發生機制和有效防控方法的研究,可以設立近視研究的全國重點實驗室等,加大對防控方法、器具和藥品的研究和投入,研發出更加有效的近視防控方法、設備和藥品。
。☉稍L對象要求,文中家長、兒童、配鏡機構人員為化名)(記者 葉雨婷 樊未晨 王鑫昕 實習生 白子義 王浩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