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典婉：太平輪真相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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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宣布人生邁入六十。過去看前輩六十都是長者，走著走著，自己也到了門口。”2019年1月1日，張典婉在臺灣新北市發布了一條公開的微博。多年前，筆者在上海曾經與她有過一面之緣。舊事重提，往事又浮在筆尖。

張典婉：太平輪真相的守望者

那一年，臺灣北部苗栗頭份斗煥坪客家村里誕生了一個女孩。女孩聰敏伶俐，卻早早便失去了母親。父親無奈，將她托付給村里一對年近六旬的老夫婦，跟他們姓了張，喚作典婉。

張典婉記憶里的童年，養父母是一對慈愛平和的農夫農婦。父親帶她一邊爬山路一邊吃橄欖，并用客家話教她念：“月光華華，細妹煮茶，阿哥兜登……”；母親常常頭戴斗笠、腳穿雨靴踩在泥濘的果園里，只是偶爾才會打開留聲機，教她聽一些不太懂的老歌：“青春的花是多么的香，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樂……”

如果不是聽人說起，張典婉哪里曉得父親張漢文曾是康有為的門生，當過國民黨的外交官；母親司馬秀媛則是司馬光家族的后裔，是上海灘大糖商司馬聘三的千金。他們一個是生性淡泊，無意宦途，耕讀于村落；另一個則是名校才女，揮別豪門，一心相夫教子。

父親是張典婉的文學啟蒙老師。張漢文清末出生在臺灣苗栗縣頭份鎮斗煥坪的農村。適逢甲午戰爭過后，日本侵略者占據了臺灣，強制推行殖民化教育，苗栗農村也被迫學日語、改日本名字。然而，張典婉的祖父卻仍偷偷為張家家族設私塾、教漢學，并為剛出生的兒子取名“漢文”——希望子孫不要忘記自己的語言與文字，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國。因此，張漢文從小就有著濃郁的家國觀念，后來他正是懷抱著對中國的熱愛投入康有為門下，成為萬木草堂中唯一的臺灣學生。

所以即便家境并不寬裕，但因父母都是文化人，典婉從小也接受了大量的文學熏陶。不僅僅是閱讀名作，背誦古詩，家里也是“往來有鴻儒，談笑無白丁”。

知名作家林海音的父親林煥文是張典婉父親的恩師。林海音回到臺灣后，每次回鄉參加家族聚會時大多會邀張家一起參加。這讓典婉從小就有機會跟著林阿姨一起到老街玩。

翻譯家沈櫻也是張家好友。正是在她鼓勵下，張典婉的母親開始翻譯文學作品。假日里，沈櫻還會帶著琦君、羅蘭、張秀亞、艾雯等臺灣文壇炙手可熱的女作家到村里小住度假，她們自然成了張家的�？�。所以回想起來，張典婉覺得自己真是幸運。

聽母親說，大文豪郁達夫也是張家的故交。當時父母移居新加坡，母親燒了一桌上海菜宴請來訪的郁達夫。把酒言歡，大家談得非常暢快。結果，喝得微醺的郁達夫，瀟灑地踩著月光離去，第二天卻神秘失蹤了。要不然，如果能得到這位郁叔叔指點，張典婉不知要如何高興呢。

16歲那年，這個村里的小才女順理成章地離開了家，去臺北世新大學進修新聞�？�。從此張典婉便結識了不少志趣相投的同學，大家一起去買那些沒有封面、紙張泛黃的“禁書”，讀完了還一起討論。

“所謂禁書，就是臺灣島以外的中文書籍，很多都是30年代大陸的文學作品，包括巴金、魯迅、蕭紅、丁玲的書等等。我最喜歡的作家是蕭紅。”

就讀期間，父母在臺北的朋友很關照張典婉，給她介紹實習的機會。林海音不但常邀請張典婉來她的純文學出版社坐坐，還推薦了張典婉給幾個刊物寫專欄。這些個積累都與她之后的記者生涯息息相關。

太平輪部分生還者合照

從大陳人到海上女騎士

畢業后，張典婉進入了《臺灣日報》當地方記者。當時臺灣女記者可是少之又少的。一開始安排她采訪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張典婉得空便給雜志投投稿，寫她最熟悉不過的客家村。一直到調到總社副刊部，張典婉才有了如魚得水的感覺——也許她生來就是寫報告文學的料！

張典婉在其記者生涯中寫過諸多特殊人群，比如她曾經采訪過一個侏儒家庭，夫妻都是侏儒，靠賣玉蘭花和賣香生活，收養了一個正常身高的男孩，他們家所有的東西都是小小的，還有一些很小的梯子……要說她所廣為人知的作品當屬臺灣大陳人和海上女騎士。

臺灣大陳人，又被稱為大陳義胞，是指1955年自浙江省沿岸的大陳島、漁山列島、披山島、南麂列島撤退來到臺灣的居民。當時，短短四天就撤退了大陳島上所有居民(除了一位生病的人留下外)共一萬余，加上軍隊共計兩萬八千人，于基隆登陸。已故的、在香港發展的明星柯受良（小黑）就是這批大陳人之一。如今，他們定居于臺北永和，那里不時可見到操著一口臺州話的老人。

海上女騎士，指的是高雄、屏東等臺南漁港、打漁為生的女人。張典婉和她們一起出海打漁，媽祖后代們的巾幗風姿令人唏噓。

值得一提的是，在采訪大陳人的時候，不少老者提及故鄉，不禁淚眼婆娑。這使張典婉意識到，當代報告文學的價值之一，就是“朔源而上，去追問歷史并守望之”。連她自己也還不知曉，這些作品的積累，正是在為一個更加震撼人心、直指靈魂的選題做練筆。

慈母仙逝，從“幽靈船”開始的記憶

2000年10月，張典婉的老家苗栗傳來母親去世的消息。不久，苗栗那邊陸續運來了一批她和父親（早在1979年就去世了）用過的舊家具。一張抽屜帶鎖的桌子引起了張典婉的好奇心。打開一看，竟像是開啟了一扇門。這扇門通往1949年。

抽屜里鎖著父母的一些私人證件和物品，有早年在上海的身份證、房契和一個寫滿了電話號碼和地址的記事本。這些號碼自然是已經撥不通了，張典婉跌坐在地上痛哭失聲，此后便萌生了為母親寫傳記的想法，童年往事一一浮現在了眼前。

那時母親愛織毛衣，一邊織，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跟正拿著毛線球的愛女張典婉說著從前的事：“那時候，要上船了，我穿著旗袍，拎了一個裝著景德鎮瓷器和黑白照片的小箱子，還抱著兩條狗。我喜歡狗，不舍得把它丟下海呀。”

張典婉的母親說的這條船就是后來被稱為“中國泰坦尼克號”的太平輪。自1948年7月14日開始，中聯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租金向太平洋船塢公司租用，往來于上海和基隆。中聯公司是由一群寧波同鄉集資興辦的輪船航運公司，總經理周曹裔，臺灣知名綜藝主持人蔡康永的父親蔡天鐸也是股東之一。蔡天鐸畢業于復旦大學法律系，他本人是在父親到了臺灣后才出生的。太平輪意外沉沒后，蔡家從此一蹶不振。蔡康永在《我家的鐵達尼號》一文中寫道：“船上漂流散落的珠寶首飾，讓許多附近的漁民大吃一驚，悲喜交雜。”

至1949年1月27日最后一班，太平輪共行駛了35個航班。張典婉的母親就是在1948年12月的時候，搭乘這條船從上海來臺灣的。乘客既有她這樣或撤離或潛伏到臺灣的官員和家眷，也有去尋尋生意經的小老板。

1949年1月27日晚，太平輪在舟山海域與榮氏家族的“建元”號運煤貨船相撞，并先后沉沒。建元輪上30多名船工與太平輪上1000余名乘客、水手喪生，僅有36人生還。官方認定的事故原因是太平輪超載以及夜航沒有打燈。

張典婉隨后進行了大量的史料收集工作。所得到的線索一再表明，只能賣508張船票的船，竟坐了上千多名船客，外加上預投臺灣建設的600噸鋼材，中央銀行重要卷宗18箱，東南日報社整套印刷器材、白報紙和大量參考資料，無數的南北雜貨、藥材、五金、政府報表文件、兩岸商旅賬冊，大量的國民黨重要黨史材料，還有不少船客身上纏滿了沉甸甸的金條……事發時，船長不在船上，大副、二副喝醉了酒，三副忘記了轉舵。如此超負荷運載，船員不作為，逃難船中途出事，也是必然。

話說當年噩耗傳來之際，性格平和的母親聞訊后，并沒為自己死里逃生唏噓不已，而是默默地將兩條小狗改名為“太平狗”。

童年的張典婉，只有與太平狗逗趣的記憶。至于太平輪，那只是一艘沒見過、也無從想的“幽靈船”。她說：“我母親喜歡講太平輪，絲毫不理會我對這個聽過無數次的故事的厭煩。”今番舊事重提，才悟到當年那條輪船那沉甸甸的分量。

當年的罹難者不乏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遼寧省主席徐箴一家、袁世凱之孫袁家藝、蔣經國留俄同窗俞季虞、國民黨總統府機要室主任毛慶祥之子、南京音樂學院院長吳伯超、抗日雜志《時與潮》總編輯鄧蓮溪、《東南日報》社長陸淑影這樣的名人，更有數不清的平凡孤魂在海上飄蕩，他們數不清的親人則在岸上悲泣。這一晚可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之一——小年夜��！

2004年，張典婉參與鳳凰衛視《尋找太平輪》紀錄片的采訪，“幽靈船”的輪廓漸漸從資料上、電話里、訪談中浮現，長期從事紀實文學創作的張典婉知道：“是時候該做些什么了。”

于是，紀錄片拍完后，張典婉并沒有停止她的找尋，而是正式開始了《太平輪1949》一書的創作。

祭奠一千個亡魂，《太平輪1949》問世

為了最大限度地還原太平輪的故事，張典婉首先在現有史料中查資料，尋找蛛絲馬跡�！洞蠊珗蟆返壤蠄蠹埳系膱蟮酪黄�也不錯過，敵偽檔案也是一卷一卷去翻閱，甚至連太平輪全船構造圖和沉沒后訴訟、賠償的證據、證詞都一一研讀。這個身形嬌小的客家女子，已然背負起了歷史所遺留下的一個沉甸甸的包袱。

當然，最令張典婉難忘的經歷是對生還者、罹難者家屬、船主后人等約一百人的采訪。當時，張典婉查到了一份記錄該航班全部罹難乘客的名單，接著便開始了大海撈針似的尋訪。她在報紙上刊登啟事，開設網站，只為收集與太平輪有關的零散記憶。

名人相對好找一些。張典婉找到了罹難者南京音樂學院院長吳伯超的女兒吳漪曼。1949年1月27日那天，吳伯超登上太平輪打算去臺灣為國立音樂院覓新址，不幸隨船沉沒, 年僅45歲。吳漪曼如今也成了一位知名的音樂教育工作者，她說父親的早逝幾乎影響了臺灣一代管弦樂的發展。

國民黨浙江省機關報《東南日報》社長陸淑影的女兒黃似蘭回憶起此事，每每都痛不欲生。姆媽本是上海生意圈的女強人，是用進步戲劇來抗日的積極分子。黃似蘭父母離異后，母親本打算赴臺接寄養在妹妹家的小蘭，卻與報社副主任吳一君一同沒入大海。黃似蘭從此寄人籬下，卻也發憤圖強在婦科上有所成就。

刑案鑒識專家李昌鈺、球評家張昭雄和已故香港女首富龔心如的父親都沒有逃過這次劫難。父輩的輝煌驟然中斷，他們唯有自強。從某種角度來說，如果不是這場災難結束了一批富二代、官二代的錦衣玉食，也不會有如今白手起家的一代成功臺胞。

在湖南，張典婉遇到了一位書評人向敬之。他告訴張典婉，有一位住在深圳的許乃玲女士想見她。許乃玲的父親叫許君遠，民國時期曾就職于《大公報》。1947年2月，在驚悉好友鄧蓮溪乘坐太平輪罹難后，許君遠在《大公報》上寫了一篇悼念文章《悼鄧蓮溪兄》。張典婉在自己的書中，采用了刊登有該文的《大公報》照片�？上н@本書問世時，許君遠已經去世50年，也許早在黃泉之下邂逅了故友鄧蓮溪了吧。

太平輪紀念碑

也有不少本已經千方百計用黃金和人脈關系換到船票的乘客，卻因各種原因幸免于難。2004年上海的一個夜晚，張典婉與《尋找太平輪》制作人洪慧真與朋友張安霓一起用餐，一眼在餐廳看見白先勇，當時他為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舞臺劇演出，來到上海。張典婉說明是為了拍攝《尋找太平輪》紀錄片而來，白先勇手一指，指著餐廳角落吃飯的客人，說：“你們該訪問他，他吐奶，沒上太平輪，救了全家。”白先勇所指的這個“他”就是學者、作家鄭培凱。其實，白先勇自己也寫過一部小說叫《謫仙記》，寫的是上海小姐李彤因太平輪失事，父母遇難的故事。導演謝晉還曾將這部小說改變成電影《最后的貴族》。

除了鄭培凱還有不少幸運兒。比如星云大師是遲到了沒趕上船……最玄乎的要屬一個全家都沒有上船的幸運者，說是當時他們抱著孩子上船，結果孩子一直哭，還說整條船上的人“怎么都沒有人頭”，嚇得他們全家不敢上船了。

太平洋船塢公司一名姓余的高層管理人員本來是每班船都要跟去的，偏偏是事發當天的前夜，他的老母親顫顫巍巍過來叫兒子小年夜這班船不要去了，因為“過年人要團圓”。他的兒子余老先生如今在上海定居，回憶說：“1月27日半夜出事后，爸爸馬上被上司叫走了，去龍華機場坐飛機去舟山找船。1月28日一大早，家里就被踏破了門檻，問我爸爸是否安好。我爸爸這條命可以說是奶奶撿回來的。”余老先生還向張典婉透露了關于事發當天的幾個細節：“那天我跟著爸爸一起去碼頭查船，爸爸工作去了，我一個人趴在太平輪的最上層往下張望。船本來是下午四點要開的，后來來了一個國民黨軍官要征用。接著，開來了三四部軍用卡車，黃金就一箱箱扛上了船。好不容易裝完了，準備開船了，太平輪的船尾又打掉了一艘帆船的船尾，只好處理完賠償事宜再出發。一直挨到晚上六點才駛出上海。因為答應過奶奶，爸爸就帶我回家了。”

最受上帝眷顧的是那36名生還者。葛克當年任國防部參謀少校，他本是想在春節前把妻小帶到臺灣，怎料太平輪出事那天只有他獲救幸存了下來。后來，他遇到了同樣在太平輪上失去親人的袁家姞。袁家姞在太平輪上失去的是父親袁家藝（袁世凱之孫）。次年，兩人在臺灣結婚生子，試圖將兩顆破碎的心縫補在一起。

中聯公司的股東之一周慶云的大女兒周琦琇當年和比她小一歲的表妹陸桃仙是坐頭等艙去臺灣參加婚禮的，兩人落水后曾一起獲救，然后因為在冰冷的海水中浸泡太久。陸桃仙回上海就病逝了。周琦琇后來在北大從事教務工作至去世。她同父異母的兩個弟弟周琪雄、周琪敏如今都在上海。周琪敏表示雖然父親當年已經對罹難者家屬加以撫恤賠償，但還是心痛不止，希望能成立一個太平輪相關人員的組織，將歷史最大程度去還原。

最令張典婉感動的生還者，是一名叫葉倫明的老人。張典婉采集資料的時候，發現其余生還者皆因高齡或其他原因過世了，因此這位90多歲的老人就成了災難唯一的見證人。老人年輕時是做小生意的，買不起太平輪的好床位，只能和其他小老板一起擠最上面的通鋪。因為水性好，才得以留住了性命。當時他還用浮桶救起了好幾名落水的乘客。

回憶往事的時候，葉倫明卻顯得特別平靜。他告訴張典婉，自己定居香港后開始跑起了馬拉松——在慢跑的過程中，他慢慢積蓄起活下去的勇氣。令人佩服的是，老人甚至跑出了香港，跑去了南非！他說：“我是為自己跑，更是為那些人（罹難者）跑。”

2009年，張典婉歷時五年寫就的《太平輪1949》一書在臺灣出版�；貞浧疬@揭傷疤的苦楚，被訪者痛，張典婉也痛。因為她不得不一次次“在別人的傷口上撒鹽”。有些人提供了線索，再聯絡，卻再也不接聽電話了。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門，將苦苦尋來的張典婉拒之門外；有人在電話那頭，冷冷地掛上話筒。無數次的拒絕與誤解并沒有阻止張典婉繼續“打撈”太平輪，因為“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還原事件真相，并將這群不幸的人的心捆綁在一起”。

次年，張典婉召集太平輪生還者和罹難者家屬，在東海舉行了海祭活動。她將臺灣版的版稅全部捐出，作為海祭活動經費。海祭共計39人參加，1000只紙鶴伴著鮮花，灑向海面，灑向沉睡在海底的靈魂。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海祭約有三分之二是現居大陸的罹難者家屬。這讓張典婉十分欣慰，因為此前，她找到的故事多半在香港和臺灣，總感覺太平輪的故事“拼圖少了一半”，但這次海祭中，拼圖的另一半也在出現，讓這場災難的圖景逐漸完整起來。

尋人啟事，我的愛

《太平輪1949》一書在海峽兩岸相繼出版后，張典婉不斷接到讀者電話，幾乎都是想托她尋找因那場海難而失散失蹤的親人。她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一名76歲的老人托親戚打來的，叫她“一定要來看看”。

老人名叫陳遠寬，住在舟山群島中一個名叫“長涂”的小島上，見到張典婉的第一句話是：“我等了你60年。”陳遠寬告訴張典婉，他15歲那年，也就是太平輪沉船后的第二天，陳遠寬的父親從海上救起了一個被油污裹住的女人，看起來是有錢人家的小姐。女人還活著，并清晰地說出自己的名字叫張桂英，但3天后，她還是死掉了。第二年，陳遠寬的父親去世。臨終前，他把兒子叫到身邊，一遍遍地叮囑，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張桂英的親人，以便讓她的尸骨回到家鄉。

事實上早在收集資料的時候，張典婉就發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1949年出事后的幾年間,報紙上充斥著各類與沉船相關的尋人啟事,可謂“字字血淚”。比如有一則尋人啟事里這樣寫道：“某某吾夫，我已于民國三十八年幾月幾日輾轉從青島到臺灣，父親不堪旅途勞累病歿，我現在帶著大寶、二寶、三寶，生活困頓，他人時來相欺。目前定居花蓮某某路某某號……現已見報，閱后速來相認，否則，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真正激發張典婉著手尋找整理尋人啟事的是她的一位長輩、臺灣老兵姜思章。姜思章現在已經退休了，當年從舟山群島被抓來參軍的時候只有十三四歲。他回憶道，下學途中兩點鐘，被國民黨抓了送上軍艦就到了基隆。他父親當年托人在臺灣的《中央日報》找，登廣告“尋兒姜文標（他的本名叫姜文標）”。但他一直沒有看到這個廣告，后來就每天帶了面包和水去圖書館，一個一個找尋人啟事，終于讓他找到這一則。

于是，張典婉和朋友們再一次泡進了圖書館，一起找出了近三百個這樣的尋人啟事作為故事原型，開啟了續集《尋人啟事，我的愛》的寫作計劃。

之前張典婉對臺灣原住民和客家族群比較熟悉，現在則對整個族群融合的過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認為，最精彩的不在于政治部分，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往來。臺灣的城市、農村和海邊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融合？太平輪事件后，當事人都續寫著怎樣的生命故事，有著怎樣的鄉愁、別離與思念。

2018年1月，位于臺灣基隆港附近的、長期被阻隔在軍營內的太平輪紀念碑的高墻宣布拆除。該紀念碑始建于1951年，由于右任題字。從此海峽兩岸的罹難者家屬可以自由進入，祭奠親人。紀念碑開放后，張典婉書中的梅娘等人物的小輩們，都帶著孫輩后代趕到了現場。

轉眼又是一年，張典婉依舊在生活和工作中孜孜不倦地“愛”著。去年年底，她收養了一條小狗，每每牽著它散步，就仿若回到了與太平狗逗趣的童年。她會去世界各地旅行，也會回到苗栗客家人的故鄉，去喝一盞茶，讀一首詩：

季節的愛難分難舍。

遙遠的布咕鳥在山谷呼喊彼此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