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9日,新中國剛剛成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突然收到了一封來自法國巴黎的電報,電報寫道:
新華社轉北京外交部:
同仁等一致決議:宣告與反動政府脫離關系,各在工作崗位維護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聽候指示接管。
這封電報的落款是原國民黨政府駐法國大使館及駐巴黎總領事館全體人員。
1949年10月10日,原國民黨政府駐法大使館全體愛國外交官通電起義,震驚中外。大使館門前降下了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在所有的原國民黨政府駐外使領館中,第一個升起了五星紅旗。起義很快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原國民黨政府駐緬甸大使館,駐馬達加斯加、駐英國利物浦領事館等領事機構先后宣布起義。
領導這起轟動一時的外交首義事件的,正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駐法公使凌其翰。
凌其翰等人決定在10月10日起義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還沒有傳到巴黎。之所以選擇這個日子,是因為這既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紀念日,又是國民黨政府的“國慶日”,此時起義必然更加引人注意,產生更大的影響。
10月10日,凌其翰等人在國民黨政府“駐法國大使館”門前降下了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鮮艷的五星紅旗第一次在法國首都巴黎上空升起。隨后,凌其翰等人召開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了起義的消息。這一事件立刻震驚了法國,并傳遍整個世界。凌其翰等人的這一義舉,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歡迎。
10月10日,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部長親自給起義人員復電,“對于你們的這種愛國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并提出“希望你們團結一致,堅守現在的工作崗位,負責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凌其翰等人接到復電后,深受鼓舞,異常振奮。他們立即以“快郵代電”形式將復電通函原國民黨政府各“駐外使領館”,呼吁他們“立即參加響應”。同時,凌其翰等人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天天到大使館上班,堅守崗位,看守和保管好公物,等候中央人民政府接收。期間,凌其翰還積極參加了法國有關群眾團體慶祝新中國成立的活動,如參加法國總工會發起的新中國誕生慶祝大會,出席比映古華工總會舉行的新中國誕生慶祝會等等,還在比映古慶祝會上發了言。
10月20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正式照會法國外交部,請求法方協助將凌其翰等起義人員驅逐出使館。在國民黨方面的壓力下,法國當局暗地里派出便衣警察到使館,以“私人警察”名義試圖阻止起義人員進入使館。
11月3日清晨,凌其翰等人到使館上班時,大門緊閉,門外有法國警察看守,忽然有人來送信,凌其翰等人就乘勢沖入了館內,由于凌其翰等人仍具備外交官身份,警察也無權攔阻。凌其翰要求段茂瀾保證不破壞他們堅守工作崗位的任務,段茂瀾堅決不同意,雙方相持至深夜。原駐荷大使館一秘斯頌熙是CC分子,此時忽然率領三十余人到場脅迫凌其翰等人立即離館,凌其翰嚴詞拒絕。僵持至晚上11時,來了三位華僑從中調停,決定11月4日下午2時在使館召開華僑大會,設法解決凌其翰等人堅守工作崗位的問題。這樣,凌其翰等人才同意離開使館,此時已是4日凌晨1點了。大家商量了一番,決定由孟鞠如和龔秉成二人連夜奔走發動群眾。11月4日下午2時,愛國僑胞和進步留學生大約百余人結隊魚貫進入館內,為凌其翰等聲援。下午6時,斯頌熙見愛國僑胞已經散去,便會同青田幫特務陳楚本率領的早就埋伏好的五六十個打手呼嘯而出,每四五個打手一個小組,把凌其翰等起義人員分別團團圍住,拳打腳踢。
第二天,不僅巴黎各報,連歐美各國的報紙也紛紛把4日巴黎中國大使館發生的行兇事件作為頭號新聞報道。法國愛國華僑和進步學生義憤填膺,開會聲討國民黨反動派,呈請中央人民政府嚴懲兇手,慰問受傷起義人員。旅法參戰華工總會、留法中國藝術學會等愛國僑團還發表《告國內外同胞書》和《告法國政府、人民與世界人民書》,為起義人員聲援。
凌其翰等人的起義行動成為國民黨當局駐外“使館”人員起義的先聲,在國民黨駐各國“使館”和駐外機構中產生了極大影響。凌其翰等均陸續轉報北京外交部。
起義人員回國后,外交部首先安排他們進行了學習,然后根據各自不同的情況分配了適當的工作。凌其翰加入新中國的外交隊伍后,為祖國的外交事業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和建議。(郝蕓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