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譽澂：我國“抗生素”工業開拓者

   馬譽澂，1903.4～1966.7，廣東順德人，漢族。1927年畢業于北平燕京大學化學系，后留學加拿大，畢業于多倫多大學衛生學院[1]，新中國成立之初，馬譽澂教授已是國際知名的抗生素專家[1，2，3]；曾任北平協和醫院臨床化學室主任、中央防疫處抗生素室主任[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北京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抗生素室主任、北京醫學院藥學系教授、中央輕工業部醫藥工業管理局工程師、上海第三制藥廠工程師；華東化工學院教授、抗生素教研組主任、博士生導師[1，4，5]；全國抗生素學術委員會委員、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上�？股�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5]、化工部高等工業學校制藥和抗菌素工學專業教材編審組成員、化工技術資料醫藥專業分冊編委、中國藥典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國藥學會第十四屆理事；九三學社社員。

   第二次世界大戰珍珠港事件后，1942年日軍占領協和醫院遣散員工，經朱憲彝教授（協和醫院同事，世界內分泌學權威）介紹，一起去唐山開灤醫院工作，第一次走出大城市大醫院到基層礦山醫院，親眼目睹當地居民和礦工的苦難生活尤其是獲得醫療救助的艱難，衛生狀況極差，痢疾、傷寒、霍亂、瘧疾流行，雖有他們的悉心診治，因無錢無藥許多病人得不到有效的治療，多次因危重病人須使用青霉素被院方礦方拒絕而無從施治，遂于1945年憤然辭職以示抗議。朱憲彝去天津繼續開診懸壺濟世，新中國成立后任天津醫學院院長；馬譽澂去中央衛生實驗院北平分院教授臨床化學，結合講學撰寫了《臨床實用血液化學》于1947年初版，此書與1948年出版的謝少文、馬譽澂、祝海如合寫的《實驗診斷手冊》 同為首部中文“實驗診斷學”專著，是我國“檢驗醫學”的開端之作，嘉惠全國醫界，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中央衛生實驗院講學的這段時間（1945～1946），是馬譽澂由臨床化學轉向抗生素研究的過度期。

   1946年中央防疫處由昆明遷回北平天壇，原參與青霉素研究的盧錦漢，日本投降后曾任廣州博濟醫院化驗室主任，建國后歷任衛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檢定科科長、腫瘤免疫診斷室主任；朱既明1945～1948年就讀于英國劍橋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48～1950年在倫敦國立醫學研究所進行研究工作，五十年代初回國后，任北京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師從事病毒學研究，后調任衛生部長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長。其他人員均各有高就未回天壇防疫處。

    1946年初，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醫學院任教師的童村回國[14]。1946年，湯飛凡為繼續青霉素的研制，要在天壇原址廢墟上重建實驗室并單獨開建青霉素制造室，邀童村任技師、馬譽澂任副技師，成員還有：劉璞（技術員）、黃大瑸（技術員）、徐尚志（技術員）、李連盛（專員）、王茂林（技術生）、王正華（技術生）[3]。

   1947年元旦，青霉素制造室建成，將一套美國醫藥助華會捐贈的設備（規模相當于一個示范廠或中試車間[3]）安裝調試測試，最初發酵液效價每毫升只有100單位，經工作人員自行改裝改造，1948年1月使發酵液效價猛增至每毫升400單位，全年共生產20萬單位青霉素11,338瓶，售出10,143瓶；因當時青霉素屬稀缺昂貴藥品，天壇防疫處產品的售價比進口青霉素低而供不應求[3]，不僅可補貼研制經費而且惠及病家。

   舊中國工業基礎十分薄弱，生產青霉素又屬新興工業，電力不足、重要原料（玉黍漿）、試劑（乳糖、醋酸戊酯、氯仿）等倚賴進口[3]，給工作帶來很多不便；尤其經費短缺，最困難的時候，天壇防疫處員工的工資都發不出，靠湯飛凡向聯合國救濟總署求援，獲贈美國面粉當工資發，此事于1957年成為湯飛凡被錯劃右派的“罪狀”之一，說他向美國人乞討，給中國丟臉。

   對于玉黍漿的代用品，發動大家想辦法，先后試過豆類及其他富含蛋白質類植物浸劑均不理想，1947年童村建議試試棉籽餅，經馬譽澂等人的試驗于1948年春取得了滿意的結果。用當地價廉易得的棉籽餅代替美國進口玉米漿作為青霉菌培養基，徹底改變了原料受制于他國的被動局面而且生產成本大為降低，應用效果也優于玉黍漿，為我國五十年代工業化生產青霉素解決了原料問題 [3，6，13]。

      1948年4月，童村調上海，任原善后事業保管委員會青霉素實驗組簡任技正[14]，中央防疫處的青霉素研制工作由馬譽澂主持[3，13]。1948年8月，馬譽澂被派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衛生學院進修抗生素制造[3]，有機會在研究所下屬的青霉素生產廠實習，后來又去美國參觀了幾家青霉素廠的生產過程[13]，當時美國已將得率低且產品必須冷藏的原始粉劑生產工藝改進，制成可常溫儲存便于大批量生產的結晶形青霉素，而天壇防疫處雖已成功生產青霉素，卻還是不耐熱必須冷藏的無定形粉劑[3.13]。

   1928年Fleming發現青霉素，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二戰后期才有了少量工業產品，因其“神奇療效”又特別適用于戰傷，1942年開始在二戰盟軍傷員中推廣，作為軍需物資控制使用，所以軍方、廠方對青霉素的制造尤其結晶青霉素的制造均作為高度機密，秘

外傳。雖然工廠不透露青霉素的結晶方法，然而“內行看門道”，原來他們是將凍干的青霉素粉劑粗制品再加工而成；在參觀和學術交流中，馬譽澂對此質疑：這樣做法需要反復周折的改制手續，產品的損失較大，加工的費用較多，從工業生產的角度考慮是否合算？可否自青霉素原始提取液中直接制取結晶？并建議試用醋酸鹽作結晶劑，廠方挽留馬譽澂繼續進行研究。此時北京已經解放，為了祖國的抗生素事業，馬譽澂婉拒聘請，毅然回國[2]。

   由于馬譽澂掌握美國當時青霉素制造的最新資訊并在學界有了相當知名度，當局不準他返回中國大陸，只得以考察的名義先去日本，從日本回國時被查出隨身攜帶的幾瓶用青霉素瓶封裝的青霉菌種，謊稱是身體不適正在服用的藥品，當面開啟吃了一瓶得以過關，1949年8月經天津回到北京，繼續主持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抗生素的研制工作。

   新中國成立，天壇防疫處獲得新生，更名為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抗生素的研制和生產得到國家的重視和扶持，工作環境大有改善，馬譽澂設計的用醋酸鉀乙醇飽和溶液為結晶劑，直接從提煉液里使青霉素鉀鹽結晶的方法，在劉璞的配合下，于1949年12月實驗成功，效果得到驗證后，有關消息迅即于1950年1月在漢口《野戰衛生》報上做了披露[3.13]；初次制出的青霉素鉀鹽晶體在1950年8月的全國醫藥衛生科技展覽會上展出，受到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的嘉獎[1，13]。

   五十年代初，用國產原料的培養基和自主研發的結晶技術，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抗生素制造室順利地進行了結晶青霉素鉀鹽的中間工廠實驗，試制了我國第一批青霉素針劑[2，3]，昭示我國已全面掌握了當時最新的青霉素工業化生產技術。

    1950年，童村受命擔任華東人民制藥公司青霉素實驗所所長[14]。

  1952年8月，馬譽澂奉調往華東工業部上海醫藥器械公司藥品三廠研究室任副主任，和童村等一起創辦我國第一家抗生素專業生產廠——上海第三制藥廠；1953年5月1日上海第三制藥廠正式投產，童村任副廠長兼總工程師，馬譽澂任工程師。至此，我國首批醫用青霉素在該廠誕生，揭開了中國自行批量生產抗生素藥物的歷史[3，13，14]。

   1953年12月，馬譽澂又被調回北京，任北京抗生素廠籌備處工程師，參與該廠建設[13]；之后又參與了沈陽、廣東、西安等十多家抗生素工業企業的籌建。馬譽澂教授是我國抗生素工業開拓者之一 [7，8。9]。

   1954年2月起，馬譽澂同時兼任北京醫學院藥學系教授講授抗生素課程，首次將抗生素理論等引入大學本科教學內容[13]。1955年，高教部、衛生部和化工部醫藥司鑒于我國將自力更生，大幅度增產抗生素，急需這方面科技人才的培養，決定新建抗生素制造工學專業，根據蘇聯專家建議將此專業設在華東化工學院（前蘇聯的抗生素制造工學專業在精細化工學院），衛生部建議在北京醫學院任教、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抗生素室工作的馬譽澂教授調去支援化工學院，創建中國第一個本科抗生素制造工學專業[5，10，11]。

   1956年4月，馬譽澂正式到華東化工學院任教，先后擔任抗生素教研組副主任、主任，主持該專業的建設與發展工作[13]；華東化工學院是全國首批獲準招收副博士研究生院校之一，抗生素制造工學專業也屬招收研究生學科之一，鑒于馬譽澂教授的學術水平，1956年7月被高等教育部批準為華東化工學院首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的四位導師之一[1，5，13]。馬譽澂教授招收的副博士研究生李友榮于1961年通過論文答辯獲準畢業，成為華東化工學院（也是我國）自行培養的首位抗生素制造工學副博士[1，4]。

 馬譽澂教授所開設的《抗菌素生產工藝學》課程就是現在華東理工大學《發酵工程》課程的前身[7，8，9，12]；馬譽澂教授披荊斬棘[11]，嘔心瀝血的建設為課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8，9]；編寫出版了《抗生素》(第一版，1955) 、《抗菌素》（第二版，1959）、《抗菌素》(第三版，1965) 、《抗生素論文集》等教材，教育培養了一大批從事抗生素生產與研究開發的專門人才，為我國抗生素工業的建立、發展與壯大作出了貢獻[7]；以上教材同時也被從事其他發酵產品研究的大專院校所廣泛采納[7]，作為發酵過程研究的基本教材[7]。馬譽澂教授是我國抗生素研究及教學領域先驅之一[2]。

  1966年7月馬譽澂教授不幸因肝病逝世于上海華東醫院，時年63歲，此時距他最后一部著作——《抗菌素》第三版出版（1965年12月）僅6個月；馬譽澂教授親歷新中國抗生素工業創業史的全過程，在研究、建廠、生產、人才培養等的每個階段，實事求是，腳踏實地，不計較個人名利，為我國的抗生素事業，竭盡全力，默默奉獻到生命的終點，現今中國已經是青霉素等抗生素原料出口大國，如果馬譽澂在天有靈，也會覺得很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