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自豪︱“信賴的部下，要好的朋友”：毛選英譯內外

大學者錢鍾書與革命家徐永煐原本并無交往，因為英譯《毛澤東選集》，“他（錢鍾書）在徐永煐同志領導下工作多年，從信賴的部下成為要好的朋友” （楊絳：《我們仨》，三聯書店，124頁）。

《毛澤東選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北京，初版于1951、52、53、60年（除配圖特別說明與《宋詩選注》外，文中所有資料均為作者藏品）

為了全面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中共中央將正式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提上了議事日程。1950年5月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劉少奇任主任，主要成員有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等，由毛澤東本人親自編審篇目、審定內容。而之前出版的多種選本，重要篇目或有遺漏，文字或有錯訛，編輯體例也未必合理。無疑新版本更具有權威性。

英譯毛選的主持者徐永煐是美國共產黨中央中國局的創始人之一，領導旅美華僑左翼運動近二十年，也是周恩來譽為中國英文最好的“兩個半人”之一。1945年即接受董必武委托，組織翻譯毛澤東著作。1950年5月改任“黨中央宣傳部英譯毛選委員會”主任（后更名為“毛澤東選集英譯室”）。同年8月，錢鍾書從清華大學奉調至英譯毛選委員會，從此開始了與徐永煐長達十多年的共事經歷。

徐永煐手稿《入黨后的重要情況》，憶英譯毛選工作，約寫于1954年

英譯毛選前三卷/錢鍾書的兩則傳奇故事

英譯毛選首先進行的是前三卷的工作，從1950年5月一直持續到1953年底，與中文版的出版幾乎同步。辦公地點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十七號的大院，委員中匯聚了眾多中英文精深的學者，有黃子通、金岳霖、錢鍾書、陳逵、胡毅、楊慶堃、陳振漢、王佐良、黃雨石、鄭儒鍼、袁可嘉等。

旁聽者張澍智回憶過一次英譯�？睍那樾危�

開會是在一間很大的房子，大長桌，坐滿一圈人，徐永煐坐一頭，一外國人坐他身邊。這邊的人年紀比較大點兒，所謂大也不過三四十歲吧。那邊是年輕的。都挨著桌子。我坐后頭聽。他們怎么翻？好家伙，一句話，一個人翻一遍，轉一圈兒，最后到徐永煐這兒，他定稿。他們好像有一個格式，好像一個一個往里頭“對”字兒。（《張澍智口述》，《徐永煐紀年》，251頁）

徐永煐是1927年入黨的老黨員，政治性強，1945年就有過組織翻譯審定毛澤東著作的經驗，他更重視文本的政治內涵。同時他還主張：原著內容深奧，要求高度精密準確的譯品，譯稿經過大大小小十幾次，以至于二三十次的修改，并不算多。

長達十多年的英譯毛選中，對于采用直譯或是意譯的方法，工作組內一直存在著爭論，有時甚至會爭得面紅耳赤，外國專家艾德勒稱之為Sword-point confrontation method（針鋒相對的翻譯方法）——

比如“紙老虎”一詞，當年經毛澤東親自確定譯作paper tiger。有譯者擔心直譯可能讓外國人不得要領。徐永煐解釋道：紙一捅就破，老虎是兇猛無敵的象征，不論哪國人都可以理解，所以選擇直譯。而50年代翻譯“力爭上游”一語，徐永煐卻贊成意譯，借用英文短語aim high。（徐慶朱：《兩個字的紀念》，《百年永煐》，236頁）

錢鍾書是參加英譯毛選時間最久的學者，但他具體經手翻譯了哪些文章、哪些句子，已難以盡考，倒是留有兩則傳奇故事。

一則是《實踐論》中的“吃一塹長一智”，錢鍾書馬上譯為：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毛澤東選集》英譯本第一卷），而讓金岳霖大為佩服。

“吃一塹長一智”，《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外文出版社，1964，北京

另一則是錢鍾書指出原文中的孫猴兒從未鉆入牛魔王腹中。經田家英與毛澤東確認后，原文作了修改。這篇文章是毛選第三卷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解放日報》，1942年9月7日，抗戰文獻數據平臺

“狂傲”而“苦悶”的錢鍾書

英譯毛選前三卷結束前的錢鍾書，在別人看來，還是有些狂傲，如楊絳所說，“鍾書雖然沒有錯，他也夠‘狂傲’的。喬木同志有一次不點名地批評他‘服裝守舊’，因鍾書還穿長袍” （楊絳，《我們仨》，157頁）。

曾在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的美國人李克、李又安在1949年12月1日給老師卜德教授的信中寫到：

我們在清華又結識了幾個中國人。著名的《書林季刊》的錢鍾書，在這里的外語系教書，我們已成莫逆。他是我至今所見最自負的人，但也是少有的才子。（轉引自謝泳：《錢鍾書的一段經歷》，《錢鍾書交游考》，譯文185頁，書信附圖195頁）

錢鍾書知道這項工作不易，絕不是什么“南書房行走”，而且肯定有意識地收斂了鋒芒，但是他的幽默與“癡氣”，還是會不經意間流露出來，在當時的環境下看來或許就是傲氣。試想在嚴肅緊張的政治工作期間，他居然還總能與剛認識不久的綠原用湖北話開玩笑。晚上和同事一道逛舊書店，“夸口”說自己讀過店中全部“兩三間屋子”的線裝書。至于衣服守舊，更是與當時人民裝的時代風氣不符。

領受英譯委員會工作任務的當晚，錢鍾書惶恐地對楊絳說：“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同年錢鍾書給最投契的好友冒效魯寫過一首《答叔子》，從中可以窺見他當時的心情：病馬漫勞追十駕，沉舟猶恐觸千帆。文章誤盡心空嘔，餔餟勤來口不緘。

毛選前三卷為什么被重譯

1954年初，徐永煐奉調至外交部，同時仍負責選集英譯本的定稿。毛選前三卷的英譯完成后，隨即在英共出版機關Lawrence & Wishart出版社出版。綠原覺得譯筆實在不壞，做到了“信”“達”，還近乎“雅”。不過英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總編輯、外文局外籍顧問史平浩（Springhall）對譯本提出了批評：“譯得太雅了，我們倫敦碼頭工人讀不懂！”于是，錢鍾書、徐永煐等人又繼續修改，直至1960年前后完成（按：重譯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在建國初期，譯者對中共斗爭的策略問題的理解有局限性，見《百年永煐》291頁）。

1961年夏季過后，徐永煐在病中曾撰文總結英譯毛選的經驗：

譯文應該是平易通俗而不庸俗含糊。英譯毛選的讀者，在非英語的國家里，是革命知識分子，大概是大學水平。在英語國家里，先進工人占重要部分，一般是中等學校水平。因此譯文應以英語國家中學程度的革命知識分子能看懂為標準，應當盡量平易通俗，避免不必要的閱讀上的阻難。英文詞語可以恰當達意的地方，絕不用非英文的詞語（例如希臘文、拉丁文、法文）。通用的英文詞語可以恰當達意的地方，絕不用古典的、偏僻的詞語。（徐永煐，《翻譯的若干共同認識》，佚稿，約1961年）

徐永煐論《翻譯的若干共同認識》佚稿記錄，北京，1961年左右，方德兵提供

徐永煐的這個判斷，得益于他豐富的國外工作經驗。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曾深入美國唐人街開展群眾工作，與華僑勞工打成一片。徐永煐的語言天賦很高，據外交家龔普生回憶，能用各種方言土語跟華僑勞工對話的美共中央局領導人，只有徐永煐一人。

毛選第四卷的翻譯/徐永煐的“較真”與錢教授的“格格不入”

1960年9月出版的毛選第四卷，收錄了毛澤東寫于解放戰爭時期的七十篇重要著作。該年春夏，徐永煐抱病主持該卷英譯，至秋季完成初稿，隨后因身體原因被迫休養。中央改派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組織審定，因工作繁忙，章再轉托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孟用潛主持。第四卷的英譯本于第二年5月出版。

或是為了提高翻譯中對政治原則的理解，此次英譯的參與人員有了較大調整，親歷者李敦白和程鎮球均留有珍貴的記錄。

深度參與中國歷史的外國專家李敦白，著有《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一書，記錄準確，詳盡周到，細節生動，可謂第一手資料中的翹楚，只可惜個別人名用了音譯，而未能引起足夠注意。原文極長，以下為相關內容摘錄，人名有所更正，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添加——

在東交民巷15號賓館的工作。我們的陣容可謂精銳：包括中國最杰出的學者、經濟學家和英語人才。小組一共有14個人，9個中國人，5個外國人。小組的領導是孟用潛。排行第二位的中方組員是唐明照，接下來是傳奇人物冀朝鼎，他的異母弟弟是外交部最好的英文翻譯冀朝鑄，后來也加入了這個小組。其他中國成員包括徐云英（永煐）、吳文燾、錢鍾書、邱（裘）克安、陳翰笙、程振求（鎮球）。除我之外，外國人還有弗蘭克·科、阿德勒、夏庇若、愛潑斯坦。

我們一起工作了將近兩年，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時（下午2點到10點），共翻譯出近五百頁的《毛澤東選集》。（毛選第四卷英譯本共459頁）我們不是初譯者，負責翻譯初稿的另有一個中國小組。我們（定稿小組）的任務就是糾正（初稿翻譯）的錯誤。討論時先是兩人一組，逐字逐句審閱中國組員譯的英文稿，挑出個別有問題的部分，程鎮球負責將我們討論的內容記錄下來，分組討論結束后，再由各組向全體人員報告該組討論的結果。報告結束后，全體人員再逐字逐句地重復上述討論，并就彼此發現的問題進行辯論。這樣下來，如果一天能完成半頁討論，我們就認為進度不錯。不過要是碰上毛澤東哲學式的寫法，一天下來只能完成兩行。

我們也常常陷入爭論。爭論的部分原因是來自英文教育背景的差異。牛津大學出身的學者（錢鍾書、裘克安、程鎮球）則比較接受英國式用法，例如在虛擬語氣的運用上就較我們精準，但在間接引用句方面則不像我們那樣揮灑自如。

在其他方面，我們往往分成兩個陣營：直譯派和意譯派。比如冀朝鼎身為我們中間最佳的宣傳高手，就是意譯派，強調如何使翻譯出來的英文讓西方讀者覺得通暢通順、瑯瑯上口、有說服力。唐明照和徐永煐則較少注意文體，而重視其中的政治內涵。徐永煐就經常為了一個字或是短語和人爭論不休。（當年在美國辦報紙時，）徐永煐常常為了政治學說的爭議，弄得報紙上不了印刷機器。

李敦白《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中的記錄：

我在《毛選》定稿小組與錢鍾書共事過，但對他印象不深。我知道他是當代中國非常重要的文化人物，當初看到關于他的報道，心里還有點疑惑：這是我認識的那個錢鍾書嗎？他懂古英語，講話文縐縐的，像個老學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個外人。那個時候，我們經常在背后諷刺他。他自己也一定意識到了這種格格不入。他的意見也不太受重視，我們覺得他對政治沒有領會，他的語言天才在翻譯政治作品上用不上。我們都叫他“錢教授”，好像與他都沒有私人交往。有些活動，如外出到上海、廣東，還有去毛主席那里，他都沒有參加。那個時候因為政治的原因看不起人，現在當然知道是非常錯誤的，而這顯然并不是他的恥辱。

這一時期錢鍾書的風格有了不小的改變。據翻譯家巫寧坤回憶，參加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翻譯時，錢鍾書請南京大學副校長范存忠吃飯，邀巫作陪，并叮囑千萬不要聲張。為英譯大會文件定稿時，在只有錢鍾書、王佐良和巫寧坤的一間辦公室里，年輕氣盛的巫寧坤覺得某篇發言的文字累贅、呆板而抱怨時，錢鍾書“馬上把一個手指放在嘴唇上‘噓’了一聲”。當時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候，看到錢鍾書如此謹小慎微，巫寧坤很不以為然，多年后方覺辜負了錢鍾書的一番愛護。

錢鍾書政治覺悟差一些

在程鎮球的文章里，參加英譯第四卷的有楊承芳、陳龍、吳景榮、方矩成、于寶榘、鄭儒鍼、趙一鶴等人，為譯稿潤色的還有馬尼婭、柯弗蘭，他們在萬壽路十八所的中聯部招待所工作。定稿專家的名單大致與李敦白回憶相同，雖然沒有出現錢鍾書的名字，但程鎮球隨即寫道：“（錢鍾書）亦曾為《毛選》第四卷英譯本進行過潤色。”英譯第四卷定稿后，接著進行了前三卷的修訂。1964年至1965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毛選前三卷的英譯本。英譯組的工作當結束于出版前。

徐永煐因病只參加過幾次討論，但還是一直關心著英譯工作。1962年3月，他曾寫信給孟用潛并轉章漢夫，對英譯進度緩慢提出建議。

我建議由程鎮球、SOL（艾德勒）、錢鍾書三人，組成咨詢小組，專責整理歷次修改建議，與初版稿（Lawrence & Wishart版）和舊改稿（1954—1960年，錢鍾書、徐永煐等人參與修改，未出版）對照，并且提出抉擇意見供用潛同志考慮。

咨詢小組人選，是根據紅專集合的原則。鎮球同志近年來實際上是用潛同志政治上和技術上的助手，又領導翻譯組和審稿組的工作布置。他熟悉稿件情況。在確立方針、加強集中之后，他駕輕就熟，可以進一步發揮政治和技術助手的作用。SOL政治水平甚高，英文在洋人同志里首屈一指，只是不懂漢文。錢鍾書政治覺悟差一些，而漢文英文卻都很好，特別是始終地和全面地參加了初版稿和舊改稿的工作。文學研究所現在讓他每星期在翻譯組工作兩天。他只能參加一部分稿子的校改。又因為限于會議，更不能發揮全面和深思熟慮的作用。如果工作布置改進，提高他的情緒，可能爭取他多工作一半天。如果把這三個人擺到一起，擔任全面地、細致地衡量性的工作，則能收政治和技術、英文和漢文、舊人和信任結合的效果。

徐永煐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全力推薦錢鍾書擔任翻譯工作中的重要崗位，為翻譯工作多出力，但同時也直言不諱地指出錢的不足。

綜合楊絳、李敦白、程鎮球的回憶，錢鍾書還參加了毛選前三卷的再修改：“1963年7月，錢鍾書為毛選四卷定稿畢。（錢鍾書為‘定稿組’成員）。” （《楊絳晚年自述生平大事》，《澎湃新聞》，2016年5月25日）

錢鍾書一向對政治沒有興趣。在觀察力敏銳的革命者李敦白看來，這時的錢鍾書，與他人格格不入，也不參加活動，好像是個外人。錢鍾書本人常說自己是Miser of time（時間的小氣鬼）。楊絳回憶：“鍾書在工作中總很馴良地聽從領導；同事間他能合作，不冒尖，不爭先，肯幫忙，也很有用。鍾書只求做好了本職工作，能偷功夫讀他的書。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時間，這是他最珍惜的。”

首度公開的錢鍾書談讀書照片，北京，1990年代，米丘授權使用

2002年《百年永煐》印行前的春節，徐永煐的家人按慣例去拜訪楊絳。“在被問到如何看待徐永煐說錢鍾書政治覺悟差時，楊絳笑答：這是實情。錢鍾書的政治覺悟確實不高。不過他對翻譯毛選是很認真的，不像近年一些媒體說的那樣，好像不情愿似的。錢與上司要好的比較少，但和徐永煐是例外。那時徐常常問錢，這個事兒準備好了嗎？那個事兒準備好了嗎？還開玩笑說錢是他的Office Wife。一天，徐永煐夫婦到錢家吃飯，徐又說起Office Wife。‘淑義還怪他說話沒輕沒重呢。’楊先生說。” （《百年永煐》，295頁）

要好的朋友

與徐永煐共事最久的英譯毛選成員也是錢鍾書。徐永煐的長子徐慶東寫有一文名為《父親瑣憶》，摘錄部分如下——

父親好客，有不少好朋友。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錢鍾書先生。

錢叔叔家離我家不遠，隔一條胡同，常來我家跟父親談事，一聊就是一天，有時連中午飯都在書房吃。

他們談話內容很豐富，天南地北。記得有一次，他們聊宋代詩人王安石的詩句“春風又綠江南岸”。父親說，把“綠”字當動詞用，王安石不是第一人，從前就有人這樣用過。錢叔叔很以為然，回去查了一下，在他的《宋詩選（注）》注解里，加上了這個意思。

父親和錢叔叔談話非常投入，常常到忘我的地步。

有一次，錢叔叔來家里和父親聊了一天，天色已晚，起身回家，我跟父親母親送他。出門的過程中，兩人談話始終不輟。那天下著大雪，他們就站在雪地里聊，好像有說不完的話。母親看快到吃飯的時間，就跑回家拿了顆白菜給錢叔叔（困難時期，大白菜是細菜），錢把白菜往腋下一夾，就走了。一小時后，楊絳阿姨打來電話，問母親是不是給了錢鍾書一顆白菜。原來，錢叔叔回家后，楊阿姨發現他夾著的白菜，問是哪兒來的，回答說不知道。楊阿姨擔心他把胡同口菜站的白菜拿回家了，所以連忙打電話來核實。錢叔叔一直在思考跟父親討論的問題，早把白菜的事情忘到了腦后。（《百年永煐》，232頁）

《百年永煐》與《徐永煐紀年》

徐永煐夫人張淑義拜訪錢鍾書、楊絳，1993年，徐慶東攝影，2019年9月筆者翻拍自徐慶來家

和錢鍾書一樣，徐永煐也出自清華，中文功底也好，也曾在《清華周刊》上發表過大量的文章。徐永煐的留學經歷亦很豐富，在芝加哥大學學過法律、歷史和哲學，在威斯康辛大學、斯坦福大學學過經濟學。兩人皆不重視取得學位。不同的是，錢鍾書為了做學問而留洋，徐永煐是為了獲取更多的知識，更好地為革命事業服務。

1959年至1962年，錢鍾書安家在東四頭條一號的文研所新宿舍，與徐永煐住的東城報房胡同三十五號外交部宿舍，距離很近。徐永煐在完成毛選第四卷英譯初稿之后，因病處于半休養狀態，不再是錢鍾書工作上的領導。而錢鍾書也難得的不是“時間的小氣鬼”，往往過來一談就是一天，他們究竟在談什么呢？

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出版于1958年，兩人應該談過不少宋詩。對于 “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注釋，錢鍾書的確在再版本中增加了很長的內容。“但是‘綠’字這種用法在唐詩中早見而亦屢見，”丘為、李白、常建的詩里都出現過“綠”字。錢鍾書的幽默又回來了，“王安石的反復修改是忘記了唐人的詩句而白費心力呢？還是明知道這些詩句而有心立異呢？他的選定‘綠’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詩句而欣然沿用呢？還是自覺不能出奇制勝，終于向唐人認輸呢？”

《宋詩選注》中，《泊船瓜洲》初版本（左）、再版本（右）的注釋對比

對翻譯工作的反思

1963年3月，錢鍾書即將結束英譯毛選前四卷的工作，他創作了凝練其翻譯思想的代表文章《林紓的翻譯》：

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歧而露出勉強造作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紀有人比這種境界為“轉世還魂”（transmigration of souls），軀殼換了一個，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換句話說，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于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

而此前兩個月，徐永煐于病中發表了近兩萬字長文《論翻譯的矛盾統一》。他開創性地“從矛盾統一的角度來對翻譯工作進行全面的考察，找出各種標準、見解、批評的切實意義”，以求“使翻譯工作多得到一些成就”。這也是目前所見徐永煐公開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徐永煐在文中提及兩種語言：“翻譯不是表達譯者本人的思想，而是譯者用一種語言（歸宿語言）來表達原作者用另一種語言（出發語言）表達的思想。”“譯者既必須把他從出發語言所了解到的原文思想，用另外一種語言（歸宿語言）忠實完滿地表達出來，他又必須解決出發語言所表達的內容同歸宿語言所應當采取的形式之間的矛盾。這就要求譯者精通兩個有關語言，還要能用歸宿語言寫作。”

而初版本《林紓的翻譯》中，錢鍾書感慨而又風趣地寫道：

從一種文字出發，積寸累尺地度越這許多距離，安穩到達另一種文字里，這是很艱辛的歷程。一路上顛頓風塵、遭遇風險，不免有所遺失或受些損傷。因此，譯文總有失真和走樣的地方，在意義或口吻上違背或不盡貼合原文。

錢鍾書在這里特地作了備注，原作的語言稱為“出發的語言”，譯本的語言稱為“到達的語言”，中西方都有人提到，中方的例子即是徐永煐所說的“出發語言”和“歸宿語言”。

徐永煐的行文，出自主持者的角度談翻譯，而錢鍾書的文章，則從譯者、讀者的角度入手，既是對徐文的回應，更包含錢鍾書在英譯毛選這項宏大工程中的體會與思考，以及對于翻譯工作的期許。這兩篇文章，很可能也源于某次或多次長談后彼此反思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