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來最早辯論，這瓜卻最難“保熟”？

在四年一度關于美國總統大選的觀察當中，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總是繞不開的一個環節。只是對2024年而言，關于“必修課”的討論從初秋前置到了初夏。美東時間6月27日（星期四）晚上9時，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將迎來首場電視辯論，比原本計劃提前了整整兩個半月。雖然均未在程序上正式獲得本黨提名，現任總統和前任總統的身份足以確保拜登和特朗普作為各自黨派候選人參與辯論的所謂正當性。此次電視辯論也將是2020年10月22日即當時的挑戰者拜登與時任總統特朗普進行第二次大選電視辯論之后時隔將近四年兩人的再次“合體同臺”。這是兩黨的對決，是兩位總統的對決，更是兩個美國的直面對決。

辯論要趁早

關于2024年大選的一切似乎都很緊迫，都在趁早趕早。早早就鎖定的兩黨總統候選人人選，讓至少3月中旬之后的各州初選索然無味。眼看著選情一步一步涉入極度沉悶甚至毫無生機的垃圾時間，電視辯論可能是一劑足夠吸引眼球、提振關注度的興奮劑。事實上，即便不提前到6月，按照總統辯論委員會（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CPD）原本設定的辯論時間，第一場辯論計劃在9月10日舉行，也已刷新了1980年9月21日首場辯論的前置記錄。而現如今，6月27日舉辦首場電視辯論，本質上將辯論環節超前安排到了初選提名環節中。這種頗有初選大選化的錯疊效應，直接將選民以及輿論、媒體對兩黨人選的認同前置于兩黨各自選民或精英的認同，毫無顧忌地展現出兩位人選對各自黨派的絕對掌控。

為什么要趁早呢？除了要提振沉悶且寡淡的選情外，兩黨特別是拜登陣營必然也存在迫切的政治需求。一方面，今年大選毫無疑問躲不開電視辯論。即便是在2020年疫情嚴峻的情形之下，拜登和特朗普也還是進行了兩場電視辯論，2024年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不進行電視辯論。更何況，拒絕辯論必然會對更年長且被認為在公開場合表現令人擔憂的拜登一方更不利。另一方面，既然辯論無法回避，在各路民調以及被廣泛評估的選情態勢上至少目前暫不占優的拜登必然希望在早一些、距離投票日長一些的日期舉行電視辯論。如果加分，能及早挽回一些頹勢；倘若減分，還能盡可能留下較多時間與較大空間來嘗試做一些政治補救。

電視辯論的開始，也就意味著大選階段的正式揭幕。于是，2024年初選提名過程是從1月到8月的將近八個月，而大選過程卻是從6月底到11月初的四個多月。在時間維度上的強行延展，直接導致的是超長待機的選舉周期，或許會刺激出更多的政治捐款或者刺激出更嚴重的對峙與撕裂。這些前所未有的潛在效果還有待憑借2024年選舉周期塵埃落定后的復盤數據加以驗證。不過，對兩黨候選人而言，更早開啟的大選，也有助于徹底打消某些人的任何其他僥幸，讓美國兩黨以及中間選民甚或是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對拜登與特朗普二次對決這一幾無更改的鐵定現實，催促各自選民在無法接受對方人選執政的前提下盡早“歸隊”。如果能做實這個效果，對拜登而言不亞于雪中送炭。

“總統范兒”最要緊

不得不承認，從歷史經驗上看，總統電視辯論似乎并不太容易讓落后一方翻盤，從本質上逆轉選情。反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才是兩黨人選在電視辯論時要遵循的金科玉律。值得發問的是，電視辯論的這種“雞肋”定位，是否與以往距離投票日較近、某些州早已開啟提前投票等選情已成定局的情形有關？從這個角度出發，這場提前131天的電視辯論不能徹底排除會帶來某些“意外之喜”。

但從另一些方面看，不強調時間性的話，將一次一個半小時的電視辯論拋入選舉政治所能涉及到的議題水池中的話，其原本能釋放的效應可能僅是微量的。比如，現如今，一場電視辯論能改變美國民眾每天衣食住行都能親歷的通脹嗎？能改變移民和邊境管控依然嚴峻的態勢？能改變美國民眾特別是某些民主黨基本盤因巴以沖突而對拜登的不滿情緒？都不能，這些都肯定不會因一場或幾場唇槍舌劍而化解，都需要切實政策才能回應。

不過，也恰好，總統電視辯論的關鍵從來也不是政策效果的客觀比拼，而是選民或觀眾印象的主觀較量。選舉猶如戲劇，電視猶如劇場，總統候選人猶如主角（個別時也有主持人角色的亂入）；這場戲在談笑風生與嬉笑怒罵之間的效果如何，要看觀眾預期能否得到滿足、觀眾的審美共情能否得到回應。

所謂預期，顯然是一種相對論和辯證法含量極高的微妙存在。往往，被普遍預期較高、占據優勢的一方，無論如何表現，大概率都難以超出觀眾預期，不丟分就已謝天謝地；被普遍預期較低、相對處于劣勢的一方，只要有一些積極表現或者其實只是表現基本穩定，就會讓觀眾大呼意外甚至大呼過癮，從而不排除加一些分。從以往經驗看，在任者原本應被高預期，但拜登恰恰深陷在任者劣勢，其所擁有的預期至少目前并不高于特朗普，于是反而只需保持正常發揮，不要出現外界擔憂的各種窘況，就有希望不輸掉辯論。

所謂審美，就是總統候選人作為主角真的把自己演得像個“總統”嗎？演出了觀眾或選民心目中的“總統范兒”了嗎？

回顧起來，1960年以來，人們關于總統電視辯論還每每都記得起來甚至耳熟能詳的點，都事關角色塑造成功與否的“總統范兒”�？夏岬系哪贻p英俊、福特“絕不讓東歐成為蘇聯勢力范圍”的外行話、里根關于“四年來是否更好”的靈魂之問以及關于自身年齡的巧妙辯護、杜卡基斯在妻子和死刑之間的固執選擇、老布什不耐煩地看表、奧巴馬第一次競選時激情與第二次競選時冷漠，甚至是特朗普對女性的口不擇言以及故意邀請與克林頓有染者來辯論現場對希拉里施壓……凡此種種，盡是觸動人心、瞬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細節，或能引發共鳴的“金句”，或令人不堪回憶的糗事。

更為高級的是，觀眾或選民的預期與偏好，或者說這種“總統范兒”是因時因地因事而異的，極難拿捏。早在1992年10月15日，在弗吉尼亞州舉行的第二次總統電視辯論時，當一位非洲裔女性觀眾提出關于“國家債務對候選人個人的影響”的問題時，竭力謀求連任的在任總統老布什卻當眾低頭看表，隨后他的所答非所問也驗證了其當時的心不在焉。這種對普通民眾提問的輕視與不耐煩，必然不會被認為具有“總統范兒”。這一細節也被認為進一步加劇了老布什的負面選情。

然而，頗令人玩味的是，28年后的2020年10月22日，在田納西州舉行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總統電視辯論時，挑戰者拜登在主持人宣布最后陳述時低頭看表。不過，與28年前如出一轍的這個忌諱之舉卻被認為是在“極為認真地”確認辯論最后環節的時間，甚至被認為是對于當時特朗普的喋喋不休與陳詞濫調所表達的公開厭棄，于是也就成了當時觀眾或選民所偏愛的“總統范兒”。

由此可見，一場總統電視辯論，兩位對手在劍拔弩張之外也頗有“相互成全”的意味。于是，高齡未必是問題，私德和被定罪也未必是問題，少犯錯、拋金句，努力讓自己比對手好一點點就已足夠。誰能勝出，關鍵只在于觀眾或選民當場的直觀感受。

總統選舉辯論的未來

可能不用等到11月5日或明年1月20日，外界才能看到一個影響美國政治與內外政策的節點。6月27日或許就是這樣一個節點，而其可能改變的正是作為美國總統選舉政治“必修課”的電視辯論。

必須承認，這個被選民極大關注的“必修課”，事實上不存在任何制度保障。1960年的總統電視辯論在很多意義上引發了很多改變，這些改變后來的約翰遜和尼克松不都喜歡，當然尼克松的不喜歡更有切膚之怨。直到1976年，福特為了證明自己的“總統范兒”才再度恢復了總統電視辯論。

1987年，為了確�？偨y電視辯論的規范化，兩黨當時的領導層同意共同組建了總統辯論委員會。從1988年到2020年，總統辯論委員會組織了所有總統電視辯論，也基本上確定了三場總統辯論、一場副總統辯論的標準組合。

當然，關于該委員會組織電視辯論的微詞乃至質疑也不絕于耳，規則、形式、時間、地點……幾乎所有面相都被提出過各種疑問�？陀^講，這個委員會負責組織極為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卻不具備任何與之匹配的政治權力。于是，任何一方的主角在這個舞臺上的表現不佳，或者任何一方觀眾或選民的不滿，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被炒作為委員會的失誤與不公。2020年，面對疫情的挑戰，兩黨格外小心且敏感，意見分歧更為顯著，總統辯論委員會的組織工作被兩黨陣營共同認定極為混亂，繼續招致了極大非議：拜登陣營不滿于委員會的防疫措施，而特朗普則直接認為其在辯論過程中遭受到了“不公”的對待。于是，2022年4月，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直接宣布退出總統辯論委員會，不再參與其組織的電視辯論活動。面對徹底在事實上和名義上全部失去跨黨意義的委員會，拜登及其民主黨陣營自然順勢而為，這也才有了兩黨人選及其團隊協商后目前已確定的6月27日和9月10日的兩場電視辯論。

目前仍然不確定，此次缺席的總統辯論委員會在2028年會否回歸。如果不能，或者無法出現迭代更新品的話，美國總統選舉中的辯論環節就將回到36年前的未知水域。沒有共識既定規則的情形下，兩黨人選的個人好惡將更為肆意地左右著選舉的節奏。如此冰山一隅，在選舉政治生態意義上必然存在影響，或者也牽動著政治精英的品質、選民動員的方式等問題，值得特別留意。